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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给杜莫写信时用的地址,是距离我入住的山村最近的县城。我告诉县城邮局旁边的一家肉食店的老板,每周帮我接收信件,我会定时来取信。我每次进城,都会提着两只鲜活的大竹鼠,送给肉食店老板做报酬。
据老板称,县里的各个领导们,现在对鸡鸭鱼肉乏味得很,他们只要下馆子,都会提前通知酒店老板,准备些山珍野味儿,别再一大盘子又一大盘子地摆那些饲料催肥起来的垃圾食品。县领导们现在追求绿色产业了,就是在吃吃喝喝上,也不忘记温习文件精神。
我很担心杜莫这家伙,因为他一旦进了行政单位,难免不被沾染上套路,难免不与个别垃圾为伍。一旦哪天因得意忘形而惹来血光之灾,那些杀手即使找到了杜莫,也难顺藤摸瓜找到我。
杜莫虽然和我通信,但他并不知道我居住在哪个村子,也更不会知道我在半山腰上的小竹楼。肉食店的老板,只管帮我收信,以此换到野生竹鼠后高价卖给酒店,酒店再以更高价卖给吃喝的领导,最后只能由纳税人在这张县政府白条上签收,为几只死老鼠签单。
这些很扯淡的事儿,已经离我很遥远,就像我父辈那些事儿离我很遥远那样。我没必要去管,有心也望尘莫及,因为这是一个县城内法制和人文素养的问题。深层次的问题,最终还要由人民来办。我,只会拿枪杀人,杀那些总想吞噬我意志的人。
我在山腰竹楼上住了半个月,平日里闲来无事,就带着芦雅和伊凉去村里给我们的那片荒地上开垦,种植一些马铃薯和烟叶。马铃薯种出来自己吃,烟叶可以拿到集市上去卖钱,换些柴米油盐回来。
和杜莫在广州分别后,我身上虽然也有四十多万人民币,但我不想在平淡的生活中就动用这笔钱。这些钱就像我们的翅膀,必须用在关键时刻。
在竹楼的后山,有一间同样以竹子建造的小竹屋,那里是这个村子的小学。每天早晨或者傍晚,可以看到三三两两的小孩子们赶着自家的牛羊上山。
他们把牲畜栓牢在植草茂盛的地方,之后就提着洗衣粉袋子去小竹屋。当然,他们不是去洗衣服,那种皱巴巴的塑料袋里面,有他们念文学字的铅笔和书本。
看到小孩子们在那样一间破旧的小竹屋上课,不用去询问老村长,我也知道原因。因为后山植被茂盛,孩子们为了交得起学费,享受到祖国提供的教育,就赶着牛羊儿去念书。趴在课桌上时,牛羊在外面吃草,下一季度的“杂费”就有了着落。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可以有机会住进山前这间竹楼。我时常观察附近几座山体的走势,防止某天突然遭受暗袭时慌不择路。所以,我也常去那间孩子们念书的小竹屋转转。
这间小竹屋里没有校长,或者说,除了一群需要读书认字的穷孩子和一个年轻的女教师,再增设其它职位,显然多余而又荒唐。
每次我悄悄走进那间小竹屋,坐在一群孩子们后面,可以不用交费就听女老师讲解汉文字,仿佛自己又回到了八岁孩童。
这些日子,不仅我从这位二十二岁女教师的小黑板上学到了很多简化汉字,芦雅和伊凉也开始夹在这群孩子们中间学习。她俩的柬埔寨语说得很流利,如果再精通了汉语,对两个女孩来讲,绝对是一件好事,就像杜莫说得那样,他可以用自己曾经当海盗时喊打喊杀的语,在这片土地上换到丰厚的教育薪金。
这位年轻的女教师,对我的到来很好奇,她总喜欢和我交谈,在我同她用华语交流发音不准确时,总是笑着纠正我。实际上,这女孩是一位大学生,毕业后没有留在浮华的大城市,像大多数学子那样,买一件体面的衣服去拥挤的人群中应聘。她选择了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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