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为无定性之自由体,且不论以所谓定性的才来衡量人是否可能,就是这个“才”.以宋代为代表的中国封建文官制度,在正奏名之外所开的特奏名、奏荫的缺口,其以虚假的考核、虚拟的名位所网罗的各类人,考试种类的增多,取士数量的增加,入仕的自由选择性大了,但考试科目的官君王选的是“才”,而非“人”。
中国之科举至宋代臻于完备,可宋代的科举也真是个怪胎,同样也涉及到了这个根本性难题。一方面选拔雄才大略之士之多是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同时也造就了积弱政治与军事,且科举考试的扩大,再加上“恩荫”和凭年资叙迁的“磨勘”,使宋代的官吏队伍急剧膨胀,以致宰相宋痒哀叹:“州县不广于前,而官五倍于旧,吏何得不苟进,官何得不滥除?”
不少人说中国的文官制度如何开了世界先河,其实它与现代西方文官制度大相径庭。自由政治是希腊传统,也是士大夫们治国善国的理想,恐怕士大夫自身也没有自觉意识。但中国皇权那肯定是不可容忍的,并且皇帝和大臣总在怀疑这种哼哼唧唧赋诗量“人”之“才”的可靠性,是否有补于政事,这种形式亦屡为人诟病,所以能否选出人才还得看皇上的心情
争论之余,赵柽的新班子也知道,要想推行新政也需要一批可靠的人。当年王安石就是急于求成,用所非人,导致政策到基层走了样,为了完成指标。不分贫富,采用一刀切的办法,搞得天怒人怨,被人抓住了把柄,结果是功败垂成。
现在王爷在路学中悄悄培养一批人,这些人熟知政策,且术有专攻,且经过跟随大军西征。取得了治理地方的实践经验。且这些人出身多为草根,懂得民间疾苦,了解民情,担任基层工作正合适。缺乏的只是个功名而已。将这些人以举荐的形式放到基层任职推行新政,加上他们在上面指导,应该是令人放心的,起码不会出现乱搞的现象发生。
如今人事问题取得了共识,放在在他们面前就是经济问题。没有钱是什么事情也办不成的,而现在府库空虚,事情又不能耽搁,这就需要从政策上进行调整。而要搞到钱又不能伤民之根本,的确也是个难题。这就需要考量这几位经济理论家的能力了
宋代本来推崇‘一本仁厚’的裕民之政,但三冗问题一直难以解决。财政总是入不敷出,所以后来破了太祖不加农田之赋的老规矩,变得像神宗说的那样‘古者十一而税,今则取财百端。’兴利之臣不仅开卖官鬻爵、铸钱造币之财源,还于禁榷专卖上做尽了文章。
按照皇家的理论,山海天地之藏,市场货物之聚,不应让商贾独擅其利,而应收归国有专卖,以助国家之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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