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是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而黄袍加身立国的,因此对武将、.再加上五代时期国家被将领所左右的历史jingyàn,所以他立国之后非常重视对武人的限制,确立以以儒立国,重文抑武的国策,立誓言碑:优待文人士大夫,不杀大臣及上书言事者。
因而,宋代的官员主要来源于科举入仕的士人阶层,大批文彦学子通过这个途径,跻身于统治阶级行列,实现了学而优则仕的追求,经过百年的强化,正如蔡襄所言:今世用人,大率以文辞进。大臣,文士也;近侍之臣,文士也;钱谷之司,文士也;边防大帅。文士也;天下转运使,文士也;知州郡,文士也。
这些士大夫与皇权相结合,共同维持着国家的政治运行,所以士大夫比任何时候都更能体现出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最高理想,可以说大宋王朝是士人们撑起了一片天,也造就了历史上‘宋是文人士子的天堂’的传说。
但正是因为士人们的命运也与皇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所以他们更加忠于皇室,积极上书言事,平判历史,参与政治,有一种强烈的主人翁意识,即使是在仕途受挫,落魄失意的时候,仍然没有放弃‘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一如既往的关注着国事民情。这是时代环境所唤起的士人阶层欲忠君报国的思想体现,它反映出士大夫在掌握政权之后的一种心态,从追求个人的闻达向关心社会和阶层的群体利益的转换。
虽说看似和谐。可皇权和相权的争斗在百年中从未消失,皇权膨胀必然打压以相权为代表的士人集团为代价。士人集团。而相权的膨胀自然使皇权受限,引起皇族的不满。打压相权。两种权力就是在这种争斗和妥协中蹒跚前行,达到一种微妙的平衡,而太祖所立誓言‘不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者’便是保持这种平衡的纽带,双方斗的再狠,也不会伤害对方的生命…
“神宗朝,新旧两党相争,本只是义气和理念之争,但新党炮制‘乌台诗案’将旧党苏大学生打入大牢,开启了文字狱的先河;反之元祐更化之后。旧党执政,以牙还牙,罗织了‘车盖亭诗案’,把新党蔡确流放到了岭南,贬死于当地,但先皇依然遵循誓言不敢刑杀!”杨时说道。
“至前朝,朝纲已乱,太上皇收集花石纲,太学生邓肃献诗讽谏。宰相蔡京对先皇说:你不杀邓肃,恐怕浮言将祸乱天下。但先皇说其还是个重臣,只取消邓肃的学籍,放归田里。可见先皇还记得太祖誓碑。你陈东此次率开封军民在皇宫前伏阙示威,上书言事,宰相李邦彦以你们‘意在生变。不可不治’余将你等太学生逮捕处死,若不是王爷早有安排没有得逞。你便开了本朝斩杀言事者的恶例,此次你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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