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那些没有经历过革命,对现状不满,对一成不变的日常感到厌倦的人们来讲,革命是一件时髦的、浪漫的、能够满足各种想象与憧憬的事情。对经历过动荡,品尝过流血、报复、冲突、死亡和各种颜色恐怖,燃尽所有对政治的热情之后的人们而言,革命更多的是一段充满血色的回忆。而对那些乐于燃烧自己追逐理想的人们,革命是一种需要以乐观精神、严肃态度、坚定信念去面对的事业。
不同时空环境持有不同立场的人能够看到不同面貌的革命,在“涅瓦河骑砍事件”之后,公国民众对革命的态度和前面任何一种都不同。
“社会贫富差距极大化,土地和产业被大量兼并,国家资源被王室、贵族、教士、资产寡头所垄断。民众靠劳动只能勉强维持最基本的生存,有时候连生存都无法保障。革命对在贫困线和生存线之间挣扎的民众是一种发泄情绪的管道,也是最后的手段。”
递上一杯红茶,共和国驻公国大使安东尼.斐迪南.里博达耸耸肩,继续说到
“对于活不下去的人,比起被活活饿死再被别人吃掉,被拉到墙根下墙壁更有尊严一些。死亡和恐怖只能吓住安分守己、日子还能过下去的老百姓,对那些活着没尊严,死了也没尊严的人没有任何用处。”
“公国民众已经到了不畏惧死亡的阶段吗?”
捧着温暖的茶杯,马赛蹙紧眉头问到。
有了公国这个参照样本,马赛对帝国掌控国民和抑制革命的能力有了全新的认知。
帝国正式建国前的几个月里同样充满了混乱和恐怖,面对各种反抗,帝国同样毫不手软。但帝国却很快就平息了所有动乱,在之后的三年里更是将一切反抗纳入管理体系,可以说自始至终,一切动乱都在帝国的掌控之下。
只有夯实经济实力,以庞大的资源为后盾,交替使用糖果和鞭子才能抑制民众去实践暴力革命的冲动。鞭子真正的价值在于威慑,一旦民众对死亡和恐怖感到麻木,鞭子也就没有任何价值了。
公国和帝国在对手段和目标的关系认知上都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会出现两种截然相反的成果也是理所当然。
“民众对政府很不满,但要说为此拼命,恐怕还不至于。毕竟大家都知道军队对沙皇的忠诚还很稳固,没人想在这种时候跳出来送死。前天晚上反政府党派在特维尔斯基大街私人住宅里的聚会上,社会革命党领袖亚历山大.弗多洛维奇.克伦斯基直言‘手无寸铁的游行者,拿什么来还击采取坚决措施的政府呢?’。”
“您去参加了?”
安丽埃塔难掩惊讶。以公国和共和国之间的微妙状态,这种时候去参加这种会议可不是一个外交官应有的理智行为。
“我们有自己的线人。在这种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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