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泉源知道张永东这么说,是因为伟人说过:“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城市群众也都清楚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就是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当知识青年到了农村以后,乡亲们没把知识青年当成学生,而是把知识青年当孩子,当兄妹看待。生产队干部则把知青当劳力,工作安排跟社员群众一样,无差别对待。知识青年下乡插队,相对自由一些。但要想干点啥事情,那就必须听从队长吆喝,服从队下安排。在知识青年看来,生产小队队长的一句话都是圣旨,更别说大队干部放出来的话有多厉害。知青其实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必须服从大队小队的意愿。
如今局势有变:船长甄红当了副支书,行使支书权力,让人把支书吉阳抓起来。吉阳有没有殴打知青的事情,反正撩摸一下是有的。听风都是雨。这还不是莫须有。这还有那点儿音影儿。必须的是上纲上线。上纲上线,自然要严。严到啥程度?破坏上山下乡运动,那就是反革命。
由于这件事情的转变,张永东拿不准了。他说:“我办事情都听上边的,队下让我咋着,我就咋着。我听话,我没有错。即便有错,那也不是我的错。我在大队船上,大队调我来看押吉阳:我不来,不合适;我来了,又觉得对不起吉阳。毕竟他犯那点错,无论如何也犯不着关押起来,更犯不着去惊动公安。从这方面看,船长哥也太狠毒了些。”
孙泉源说:“你说这话,够公平了。我也有这感觉。可我觉得事情并不像咱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昨天吉阳叔当家,咱听吉阳叔的,这没错;今天船长哥当家,咱们都得听船长哥的,这也没错。如果明天公社又让谁当大队一把手,咱们又该听谁的,这些自然都没错。看来咱们还是远离这是非旋涡为好。都不得罪,这是上策。可这话又不能说,说出来让船长哥知道心里又该不得劲儿了,对咱们也不好,对咱们也该有看法了。咱们还是啥都不说,当个旁观者最好。只是没人给咱这条件,咱们也做不到。”
张永东说:“或许你能当个旁观者,我可是不能。我整天跟船长哥在一起,关系真不错。再说,我上船,也是人家船长哥邀我的,人家给我寻了这么好一个吃饭地方,无论咋说,我得承情,我得感谢人家,遇事儿我得跟人家一拨吧。尽管我觉得他对吉阳叔狠了些,我还是得跟他一拨。感情用事,这也是我一贯做法,我只有这一个选择。理性也就顾不上了。”
孙泉源为他伸出一个大拇指,说:“其实你承不承情,你都得跟船长哥一拨。他现在当权,你不跟他一拨行吗?不跟他一拨那是不行的。这应该叫做顺势而为吧。其实我也跑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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