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在“人人要革命,个个要造反”的口号鼓舞下,浙江省从城市到农村,从机关团体到学校,成立了无数大大小小的造反派组织。不久,这些造反组织逐渐归属到了两大派――“浙江省革命造反联合总指挥部”,简称“联总”;“浙江省红色暴动委员会”,简称“红暴派”。
尽管两派都打着“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大旗,可一山岂容二虎?两派为争权夺利,都将斗争矛头指向对方,斗争方式也由初期的大辩论、互相攻击谩骂不断升级为互相揪打、抓人、群体斗殴。后来,在江青“文攻武卫”口号的煽动下,终于酿成更大规模的武斗。
1967年5月,我们这个紧挨着杭州市区的富阳县也发生了流血武斗。7月初,武斗的战火燃烧到了我家门口。我所在的区共有9个公社,大部分造反派都属“联总”,而与我们公社接壤的龙门公社,既属另一区管辖,又属“红暴派”。两派为了“武卫”,都在准备武器,什么猎枪、长矛都找出来了。武器不够用,造反组织就到铁匠铺打梭镖。这种梭镖像小麦的叶子,我们又称为“麦叶枪”。铁匠铺成了“兵工厂”,几位师傅只得放弃制造家用农具,夜以继日地赶制梭镖。可整个公社9个大队,只有一家铁匠铺,三四只炉子,根本忙不过来,“麦叶枪”供不应求。后来,不知谁想出了个好办法,把砍柴用的7字形旧钩刀上面一横剪除,变成尖形,锤打几下就成了“麦叶枪”。
到了7月中旬,局势越来越紧张。为了防止“红暴派”袭击,村里开始放哨,看到陌生人就盘查,以防“奸细”。
那年,我19岁,是村里的卫生员,但也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那时战备抓得紧,我经常参加公社、区里组织的战地救护培训。一天上午,我照常和社员们一起在山坡上削番薯。吃午饭时,公社造反指挥部通过广播发出紧急通知,说龙门公社的“红暴派”要打过来了,让各村迅速组织人员,先发制人,进攻龙门公社,围剿反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红暴派”。我们公社处在武斗最前线,所有非残疾的男劳力都得出征。
村里的造反派头头要我马上到公社卫生院领救护药。小小的保健箱,容不下多少药,我领了防暑的人丹、十滴水,外伤用的红药水、紫药水、碘酒、消炎粉、纱布、橡胶等,赶紧回到村里的陈氏宗祠。这时,全村18岁到60岁的男劳力都手握“麦叶枪”,雄赳赳气昂昂地聚集在那里。
村造反派头头作了誓死保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简短动员后,就直入正题:“这次全村应该去的人,没有特殊情况一律都得上前线。未经请假批准留下的,一律按‘红暴派’论处。如在战斗中受伤致残丧失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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