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八三二年春,尽管三个月以来的霍乱已使人们精神活动停止,并在他们激动心情上蒙上一层说不上是什么的阴沉的死气,巴黎仍处于长期以来就有的那种一触即发的情绪中。正如我们先前说过的,这个大城市就象一尊大炮,火药已经装上,只待一粒火星落下便会爆炸。在一八三二年六月,那粒火星便是拉马克将军之死。
拉马克将军是个有声望也有作为的人。他在帝国时期和王朝复辟时期先后表现了那两个时期所需要的勇敢:战场上的勇敢和讲坛上的勇敢。他那雄辩的口才不亚于当年的骁勇,人们感到他的语言中有一把利剑。正如他那老一辈的富瓦一样,他在高举令旗以后,又高举着自由的旗帜。他坐在左与极左之间,人民爱他,因为他接受未来提供的机会,群众爱他,因为他曾效忠于皇上。当初和热拉尔伯爵和德鲁埃伯爵一道,他是拿破仑的那几个小元帅之一。一八一五年的条约把他气得七窍生烟,如同受了个人的侮辱。他把威灵顿恨之入骨,因而为群众所喜爱,十七年来他几乎不过问这其间的多次事件,他岿然不动地把滑铁卢的痛史铭刻心中。他在弥留时,在那最后一刻,把百日帝政时期一些军官赠给他的一把剑紧抱在胸前。拿破仑在临终时说的是“军队”,拉马克临终时说的是“祖国”。
他的死,原是预料中的,人民把他的死当作一种损失而怕他死,政府把他的死当作一种危机而怕他死。这种死,是一种哀伤。象任何苦痛一样,哀伤可以转化为反抗。当日发生的情形正是这样。
六月五日是拉马克安葬的预定日期,在那天的前夕和早晨,殡仪行列要挨边路过的圣安东尼郊区沸腾起来了。这个街道纵横交错的杂乱地区,处处人声鼎沸。人们尽可能地把自己武装起来。有些细木工带上他们工作台上的铁夹“去撬门”。他们中的一个用一个鞋匠用来引线的铁钩,去掉钩子,磨尖钱柄,做了一把匕首。另一个,急于要“动手”,一连和衣躺了三夜。一个叫龙比埃的木工,遇见一个同行问他:“你去哪儿?”
“我呀!我还没有武器。”“咋办呢?”“我到工地上去取我的两脚规。”“干什么?”“不知道。”龙比埃说。一个叫雅克林的送货工人,遇见任何一个工人便和他谈:“你跟我来。”他买十个苏的酒,还说:“你有活计吗?”“没有。”“到费斯比埃家里去,他住在蒙特勒伊便门和夏罗纳便门之间,你在那里能找到活计。”费斯比埃家里有些子弹和武器。某些知名的头头,“搞着串连”,就是说,从这家跑到那家,集合他们的队伍。在宝座便门附近的巴泰勒米的店里和卡佩尔的小帽酒店里,那些喝酒的人,个个面容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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