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才能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或许孙中山有自己的苦衷,形势逼迫他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不用这种偏激的口号就募集不来捐款、招徕不到同党,没有捐款、没有同党他就一事无成,只能继续当蹩脚的医生。但一味宣扬种族主义不但无法和国际社会接轨,而且与之前坏了名声的天地会、白莲教、太平天国也无法区别开来,所以他凭借自己对欧美各国制度一鳞半爪的理解,加了个“创立合众政府”、“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尾巴。
领导武昌起义的那群革命党人哪晓得孙中山的苦衷,一双眼睛只是牢牢盯住“驱除鞑虏”四个大字,从他们拟定的《中华民国政府鄂都督黎布告》中就能窥见一斑,比如“只因异族**,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彼之皮”、“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士农工商民众,定必同逐胡儿”,处处透露满汉不两立的种族主义气息。
武昌光复倒也容易,可鞑虏如何驱除呢?把他们现在就撵回北面去,还是先逮住关押起来以后遣送?无论如何,都存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想来想去,杀人无疑是最简单、最粗暴也是最有效的手段,甚至少部分心急的普通士兵已经开始着手实施。
好在湖北的满族人主要集中居住在荆州,武昌倒没有多少。这不多的满人中,主要是轮派到湖北新军中受训的荆州旗兵。
康熙二十年(1681),玄烨平定三藩之后,命令在福州、广州、荆州等地设八旗驻防。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式派遣满八旗、蒙八旗军进驻湖北荆州,并允许官兵携带家眷,总人数在两万人左右,通称“荆州八旗”。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为了提高八旗兵的素质,在湖广总督及荆州将军的安排下,荆州旗兵被轮流派到湖北新军中接受新式训练。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镇步军第十五协第三十标,包括第1营中的两个队,第2、3营的各一个队,大概有一个营的兵力。
在武昌起义之前,民间已经广泛流传“杀满”的传言。对于这个传言,不仅很多汉族人相信,满族人更是深信不疑。所以,这些荆州旗兵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眼看形势不对,害怕被造反的汉人屠杀,赶紧逃到蛇山藏匿起来。
10月11日下午,第三十标第1营管带(类似于后世的营长)郜翔宸在蛇山找到了这批人。他神情凝重地说道:“诸位,我刚才在街上看到乱匪的文告,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那个狗贼辜负皇恩背叛朝廷,已经做了革命党的临时都督。他们现在正组织人手搜杀旗人,城中的扎、宝、铁、布四大满姓家族无论妇孺老少均已被杀,尸体堆满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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