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处于一种不温不火的境地:不是在政治上被打压、就是军事上受排挤,或是在经济上受窘迫。孙逸仙在总结起义失败教训时,反复强调:“失败皆因金钱不足,财政难题无从解决”。
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党人发现他们比之前更缺钱。当过状元的实业家张謇说的实在:“除去可能得到的收入,新政|府每年至少短缺八千万两”。孙逸仙在起义发生后并未第一时间回国,一个重要目的就是筹款。他后来回国后有记者问他带了多少钱来,他回答:“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没有钱打仗就无从谈起,聚集到南京的部队临时政|府甚至都不能遣散,因为没有遣散费士兵会哗变。革命党人之所以把政权交给袁世凯,财政困境是重要原因。
1918到1919年间,孙逸仙居住在上海,革命生涯进入低潮期,又闹起了钱荒。有些革命党人生活穷困,致信给他借款以维持生计。孙没钱可给,但对每一封求助信都亲自回复。
一天,接到一封称孙逸仙为“革命鼻祖”的信,写信之人称自己为孙的后裔,请求寄钱。孙回复:“既知我为鼻祖,你为后裔,应当是后裔供养鼻祖,未有鼻祖养后裔的。即使是尧舜,也是没办法的。你们应当自谋职业,做到生活自给。不能做革命一日,就要人养你一世。如果你们还要依赖我,则我愿为你们的后裔,尊奉你们为鼻祖,请你们给我钱吧!”
人穷志短,靠精神吃不饱饭。孙逸仙没钱控制不了军队,他的命运注定颠沛流离。
而在此时空,同样的三方控制北京政坛,由于奉系财大气粗,国民军的命脉仍党握在奉系手里。要摆脱困境,需要另僻奚径。
看来能够壮大实力的只有自己了,冯玉祥两人在北京城,不是没有捞到好处。像财政部账面上仅有的三十万元就被两人瓜分、京汉铁路刚解来的一批为数五十万的路款也被逮个正着。只是这些钱对于拥有近十万之众的“国民军”来说,只能卿以自娱片刻。
他们还打起了俘虏的主意。像驻守在保定的十六混成旅(即曹锟的卫队旅)旅长曹士杰(曹锟之侄,系曹锟五弟曹钧之长子)在战事结束后,孙岳软禁了曹士杰,逼他交出30万元作为释放条件。
曹士杰以身在囹圄无法筹款为借口。孙岳便派人到天津往见曹钧,经调人往返多次洽谈,最后商妥由曹钧代为交出10万元,孙岳方将曹士杰释放。
行军打仗不能老靠这些偷鸡摸狗的事来解决军饷问题啊,思来想去,两位忠诚于国民革命的将军想到了革末代皇帝的命了。
----我们辛辛苦苦为民国打下一片天,溥仪这个下台皇帝还舒舒服服地坐他的龙椅,每年从民国拿着四百万两银元的好处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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