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问题,而是多个问题。
首先是财政问题。朝廷目前不能做到收支平衡,一方面是因为财政收入的减少,另一方面是因为外敌和藩镇导致的军事开支越来越多。
朝廷的收入包括很多部分,包括了粮食、绢布以及各地土产这类实物,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货币收入。自从韩岗确立的盐铁转运制度以来,朝廷的收入就从原来单一的依靠农业税变成了通过涉及经营领域主动获取财富的模式。
现在虞朝一年的岁入大概在六百万贯左右,其中一半来自盐铁转运的收入。可以说仅仅因为韩岗一个人和他的设立的这套系统,虞朝的农民负担便减轻了一半。
但是这远远不够。因为土地兼并同时还产生了一个就业问题,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是要生存的,他为了生存就只能沦为佃农。要接受地主严酷的盘剥,因为这是一个单方面强势的市场。地主可以随意选择佃农,因为到处都是失地农民,而失地农民在地主面前处于完全的弱势地位,只能任其鱼肉。
地主和皇帝没有什么区别,赋税能够让农户逃亡,地主的地租一样也可以。皇帝可以通过轻徭薄赋进行有意识的调节,只管着自己门口一亩三分地的地主可不在乎这些。天塌了有皇帝老儿顶着,闹出来贼人自然有官兵去打,若是那些山大王太厉害了,那就捧他来当皇帝。
而逃亡的农民自然就产生了第三个问题,那就是人口的流动问题。
朝廷为了减少统治成本,一般是不希望人口流动的,因为所有的管理都基于将人束缚在土地这个模式上。通过将人束缚在土地上,朝廷可以获得赋税和徭役,而一旦人口开始流动,进而产生的一系列问题不是笨拙的官府所能解决的。
绝大多数的逃亡农民最终就会成为盗贼,而纷生的盗贼又会加重朝廷的统治成本,导致更严重的财政危机。
对于这个模式,传统的儒生如柳子岳,他们是一筹莫展的。
然而有一类人却对这种问题有办法,只是他们在历史上并不常见,汉之桑弘羊,唐之刘晏。
李旭命令元稹在江南收购丝绸,然后命令牛僧孺在京中购建仓库就是准备效法桑弘羊和刘晏这样的先贤。
李耳治大国若烹小鲜那一套其实是错误的,朝廷必须有所作为才行。
“轻徭薄赋才是养农之本。”李旭向柳子岳指出:“如果朝廷只能依靠农税,自然就只能导致兼并愈演愈烈。”
“文元恒说陛下推崇桑弘羊,可是他那一套是与民争利,君子不取。”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李旭摇了摇头,说出了柳子岳不能接受的话语:“按照孟夫子这一套,注定是国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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